美国决策当局决定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进入北韩以来顺策略,正如“九·二七训令”所表明的那样,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掌握中苏的反应和对韩介入的征候,尤其重视中共在苏联的暗中援助下进行介入的可能性。
中共一直到八月末当人民军还在洛东江前线进行攻势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主要关心台湾问题,承认苏联在支援北韩中的主导作用。由于美国介入韩国战争、第七舰队部署到台湾海峡而展开的一系列“抗美”宣传活动,其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巩固对内新生政治体制的基础。
中共就韩半岛事态对美提出强硬警告,是从九月下旬联合国军到达三八线时候开始的。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外长周恩来已经声称:“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到了十月三日,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正式表明:假如外军进攻三八线以北,中共军必定介入韩国战争。
然而,美国决策当局鉴于以往中共的多次对美警告都虚而不实的情况,轻视了中共的军事介入。特别是对于通过潘尼迦转达的警告,认为是对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表决韩国统一决议案施加影响的单纯的政治恐吓。
美决策当局在战局好转、乐观气氛高涨的形势下,对于“政治上强硬,军事上软弱”的中共的警告及其军事介入征候,没有当作严峻而现实的事情。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十月九日给麦克阿瑟再次下达训令,让麦克阿瑟“如果中共军事先不作预告公然介入或秘密介入时,根据贵官的判断,只要存在合理遂行任务的成功机会,就继续作战。”从而,美决策当局自己把自己的“九·二七训令”即当中共作介入预告时“不得突破三八线”这一内容予以作废,授予麦克阿瑟即便中共军介入,也可按自己的判断继续作战的权限。
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决策当局和麦克阿瑟轻视中共的介入意图和介入能力,对早期占领北韩持乐观态度,这从威克岛的会谈气氛和商讨中也可清楚地看到。麦克阿瑟吹嘘,即使中共军的一部跨过鸭绿江入侵顺策略,他们的空军支援能力非常薄弱,将会在前出平壤的路上遭到联合国军的强大打击,美军完全可以实现早期彻军 [ cdhyy注:原文如此,似为“撤军”。 ] 。杜鲁门对于麦克阿瑟的极其乐观的意见不但没有提出疑义,反而表示满意。
当时,麦克阿瑟是以中共军事力量弱小为依据轻视了中共军介入的可能性。而杜鲁门政府则认为,中共的对外政策不会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支配,很可能在“民族主义”的基调上首先谋求合理的国家利益,只要美国保证中共的领土完整,就会回避同中共的军事冲突。
麦克阿瑟轻视中共军事能力的观点和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共不会介入的观点,最后导致了一致的结论,即中共介入韩半岛可能性非常小。
中共无视美国政府关于保证尊重中韩国境线的多次申明,认为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就是威胁到中共的安全。
中共担心的是,如果北韩全境被联合国军占领,不用说领土安全,就连新生的政治体制的稳定也将受到严重威胁。这个判断,同杜勒斯、凯南关于人民军入侵南韩就是对日本安全的威胁的看法是相同的逻辑。
此外,自由社会和独裁社会在体制上的互不相同,也成了助长中共和美国之间误会的一个因素。
美国政府一面对中共表明“好意”,一面又严重警告中共军不许介入,这主要是为平息美国国内的政治舆论,然而中共却把它当作了对自己的直接威胁。
联合国军一突破三八线,中共军便开始入韩。
十月末至十一月初,中共军的介入规模已达十八万多人。这时候,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还没有得出关于中共军的介入规模和介入目的的最后结论,所以在边境地区作战问题上暴露出策略上的分歧。
在威克岛会谈时所显示的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的那种表面上的相互谅解,未能持续多久。
中央情报局十月二十日关于“出现中共军为保护鸭绿江沿岸发电设施而介入的征候”的报告,驱散了美国决策当局早期结束战争的乐观论。十月末中共军介入的事实,使乐观论彻底破产。
美决策当局曾设想的“偶然的好机会”这一实现韩国统一的前提条件,也因中共军介入的既成事实而消失。
由于中共军的出现顺策略,给联合国军在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增添了更加复杂的政治因素。从此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意见分歧立刻超出策略范围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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